作者：王红娟（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讲师）

雅集是文人以文会友的集会，诞生于魏晋，文人是主体，文事是主题。魏晋名士们乐好山水，雅集时赋诗叙怀，开启了山水诗撰写之兴，更在观对、描绘、寄情山水的过程中，赋予山水以独特的哲思、美意和情致，为山水诗的兴发奠定了基础。

魏晋士人贱物贵身，将目光从经业转向了文学，为满足其交流之需，雅集逐渐兴起。仅《世说新语》中就记载了西晋名士洛水戏、渡江名士新亭饮宴（《言语》）、王导府上清谈会（《文学》）、桓温三月三诗会（《排调》）等50余次雅集，若将其中频繁的聚会悉数统计，数量就更大了。建安九年（204），曹操破邺，随后形成了以三曹、七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，其主要活动便是雅集。“昔日游处，行则连舆，止则接席，何曾须臾相失”（曹丕《与吴质书》），记述的正是邺下雅集的频繁与热闹。魏正始年间（240—249）七贤的“竹林之游”，同样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：“谯郡嵇康……与陈留阮籍、籍兄子咸、河内山涛、河南向秀、琅邪王戎、沛国刘伶特相友善，号竹林七贤。”（《资治通鉴·魏纪》）他们集于竹林，纵酒放歌，谈玄锻铁，常以比兴、象征、神话等创作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。西晋最著名的雅集要属石崇的“金谷会”。元康六年（296），石崇为同僚饯行，与众文人昼夜游宴，席间三十人赋诗，不能者罚酒三斗。石崇作《金谷诗序》，后附诸诗，成为文学经典。东晋永和九年（353）上巳节，会稽内史王羲之与谢安、孙绰等四十一位文人雅士集于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兰亭，行禊礼濯污除祟，又曲水流觞，一觞一咏，各抒怀抱。赋诗者26人，其中11人作四言、五言诗各一首，余人只作一首，37篇悉存。王羲之“自为之序以申其志”（《晋书》本传），是为千古行书经典《兰亭集序》。

雅集中既有三两好友的随聚随散，也有数十人择日择地的精心安排，从谈玄论道、赋诗属文，到宴游赏乐、逞技游戏，形式丰富多样。席间文人多好即兴创作，点评切磋，促成了文学的自觉与发展。特别是其中的诗歌创作，不仅数量可观，还出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山水描写，对山水诗的兴发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影响之一便是促成了山水诗撰写之兴，前因则是“情缘”注定下的山水雅集之盛：“缘”是田庄的便利，这是魏晋主要的经济形态，许多名士都置产田庄，比如王戎的田园遍及诸州，潘岳的田庄时有鬻蔬、酤酪、渔钓的产出。他们的田庄“往往包山带湖，建塘修堰；其间亭台楼阁，样样俱全”（高敏《中国经济通史》），这为山水雅集带来了方便。而比方便更重要的则是喜好山水之“情”：阮籍“登临山水，终日忘归”；孙绰“游放山水，十有余年”；王羲之更曾直叹“我卒当以乐死”（各见《晋书》本传）。他们发现了山水之道，使自然有了“广大的客观世界”的新义（张岱年《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》）；发现了山水之美，使其成了赏心悦目之所在。从此，山水与雅集交汇，曹丕《铜雀园诗》《孟津诗》《于玄武陂作诗》的铜雀园、孟津、玄武池都是畅游的佳处；七贤的竹林总在他们的故事里绿竹猗猗；山涧里的金谷园值得众人乐游不倦；风景尤盛的兰亭诗意绵绵。著名的雅集无不与山水为伴，乃至谢安用“可与林泽游”来誉人（《世说·赏誉》），映见的都是此风之盛。

登高而赋，临水而歌，繁盛的山水雅集自然也让山水涌进了诗篇。曹植七句的《公宴诗》里三句写景；写遍了珍木川渠的刘祯仍觉得“歌之安能详”（《公宴诗》）；七贤少有的诗作里仍可见嵇康对百卉林木的描绘（《酒会诗》）；潘岳的《金谷集作诗》移步易景，琳琅满目；兰亭诸篇更是处处见景，风光无限。这些虽与成熟的山水诗尚有距离，却已迸发出勃勃的创作生机，并为山水诗的题材拓展、表现完善、流派创建奠定了基础。这也正是魏晋雅集对于山水诗兴发的另一影响，即观对视角的丰富与山水异色的赋予：

以玄心观对山水，援哲思入诗。名士孙绰赞誉虞亮“方寸湛然，固以玄对山水”，即能以尘外之心体悟山水中的玄远之道。王羲之《兰亭诗》曰：“寥朗无厓观，寓目理自陈。大矣造化功，万殊莫不均”，眼中所见无不是造化之功与齐物之道；孙绰的“微言剖纤毫”，谢安的“万物混一理”，在意的同样是道。这些玄言诗里的山水是玄色的，也影响了后来的山水诗。陶渊明的南山亦真亦幻，境与意会；行到水穷处的王维坐看云起，任情自然（《终南别业》）。溯其源流，这些意境理趣上的玄意便是魏晋人留下的。

寓目山水之美，发现山水中的诗情。魏晋人善于发现并描绘自然之美，孙绰讥诮卫永不能作文的理由是“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”（《赏誉》）；谢家内集上谢安忽问“白雪纷纷何所似”，谢朗答曰“撒盐空中差可拟”，谢道韫则说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（《言语》）。以此眼光观对山水，刻画其美，笔下山水自然也美。曹植的“秋兰被长板，朱华冒绿池”楚楚动人（《公宴诗》）；金谷园的池柳泉波在潘岳笔下烂若披锦，无处不善。建安时代盛行美对，虽因玄风兴起而一度消歇，但终随着庄老告退，成为山水方滋时期的主流创作趋势，奠定了山水诗唯美的风格。

寄情山水，人与自然精神共鸣。“高会构欢娱”（《孟津诗》），“遨游快心意”（《芙蓉池作诗》），这是曹丕雅集的初衷；孙绰赴约兰亭，想的也是借山水“化其郁结”（《三月三日兰亭诗序》）。对山水的喜好常见于雅集的诗文，最是直率，而在是否需借丝竹来为山水之乐助力的对比中，更可见名士们喜好的递增。石崇特意安排乐车载着琴瑟，随客屡迁，时时助兴；王羲之反觉得“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觞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矣”（《兰亭集序》）；及至昭明太子，只咏了一句“何必丝与竹，山水有清音”，就足以让游园时谏言“宜奏女乐”的宾客惭愧而止（《梁书》本传）。“陶渊明、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，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、浓酣忘我的趣味。”（宗白华《美学散步》）山水喜好的增长与山水诗兴发同步，它也正是后者滋生隽永的不竭动力。
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0年06月29日 13版）